##摘要： 近代美學史上，王國維是結合中西哲學和文藝思想提出“悲劇論”，並在其所著的《<紅樓夢>評論》中提出“紅樓夢是一部徹頭徹尾之悲劇····可謂悲劇中之悲劇者也”。
《紅樓夢》一反中國世世代代崇尚大團圓結局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方法，構築了一出曠世獨見的大悲劇，為中國文學、中國藝術開一 代新生面。
《紅樓夢》作為一部真正的悲劇作品，彌補了中國文學藝術一大缺憾，使中國文學藝術的園地中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有影響的悲劇作品。
不僅如此，它在許多方面有重大突破，將悲劇創作的理論和實踐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創造了悲劇藝術史上“高山仰止”的輝煌成就。
關鍵字：王國維；“悲劇論”；《<紅樓夢>評價》；悲劇
作為中國傳統小說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自古以來便不乏各路評論家史學家文學家們的或讚美之情或推崇之意或批判之心。
有的將它納為“文化小說”，如周汝昌曾提到：「《紅樓夢》使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文化小說”。從所有中國明清兩代重要小說來看，沒有哪一部能像《紅樓夢》具有如此驚人廣博而深厚的文化內涵的了。
很多人都說寶玉是禮教的叛逆者，他的思想言談行動中確有叛逆的一面，自不必否認。但是還要看到，真正的意義即在於他把中華文化的重人、愛人、為人的精神發揮到了“惟人”的新高度，這與歷代諸子的精神仍然是一致的，或者是殊途同歸的。所以我才說《紅樓夢》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代表性最強的作品。」
有的將其納為“以階級鬥爭講歷史”，如毛澤東曾說：「《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統治者二十幾人（有人算了說是三十幾人），其他都是奴隸，三百多個，鴛鴦、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講歷史不拿階級鬥爭觀點講，就講不通。」
再有的從《紅樓夢》的思想立意出發，如魯迅曾評價說：「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註1）
「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蓋敘述皆存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註2）
然而，真正在對《紅樓夢》眾所體現出的美學原理做系統的闡述與分析的集大成者，卻要數“中國近代美學之開山”---王國維及其所著“中國近代美學評論之開篇”---《紅樓夢評論》。
郭沫若曾說：「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而以西方學術思想來系統解釋中國古典的《紅樓夢評論》也是開山第一篇。」俞平伯在《索隱與自傳說閑評》中說： 「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郭沫若所提到的“西方學術思想”，說的便是“西方的美學原理”，再詳細一些，便是王國維 結合中西哲學和文藝思想所形成的具有鮮明特色的一套理論----悲劇論。
王國維悲劇理論的三個命題分別是關於悲劇起源和本質的“生活之欲”說，關於悲劇的價值和效用的“解脫”說，以及關於悲劇的美感屬性的“壯美”說。在這裡，我們重點討論《紅樓夢評論》的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
在《紅樓夢評論》第三章開頭王國維便提出：「如上章之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
其中，王國維指出，中國人一貫秉承樂觀的精神，喜歡團圓的結局，因此，中國古代文學中多是才子佳人，懲惡揚善的寫作模式，而無視現實人生的痛苦，只談紙上團員和虛構的幸福。這些帶著封建意識，階級局限和些許浪漫色彩的文學作品，其藝術價值是很有限的，唯有《紅樓夢》寫出了人生的悲劇，個體生命的悲劇，並將其真實客觀的反映出來。
在這一章中，王國維提出，紅樓夢是“車頭車尾的悲劇”，是“悲劇中的悲劇”，何解？
在王國維的“悲劇論”中，他將“悲劇”分為三種：「
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
第二種，由於盲目的命運者。
第三種之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 」
依據這個三種悲劇說，王國維認為：「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之悲劇也。 」這第三種悲劇和前兩種悲劇不同，它不是由哪一個壞人製造的，也不是由於“盲目的命運”造成的，它造成的原因是“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並不是“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
王國維認為這是由於當時的整個社會關係造成的，也是當時的社會環境造成的，所以它也是無法迴避的。他具體地分析說：「
茲就寶玉、黛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嬺，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
王夫人固親於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
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之語（第八十一回），懼禍之及，而自同於鳳姐，亦自然之勢也。
寶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愛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
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與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蠍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
正因為是無法迴避的，給人造成的痛苦又是無法通過自身解除掉的，所以它是“悲劇中之悲劇”。回到《紅樓夢》本書，從王國維的“悲劇論”看《紅樓夢》所體現的悲劇意識，則其第一重悲劇便是“愛情悲劇”。
寶玉、黛玉的愛情及寶玉、寶釵的婚姻悲劇，是《紅樓夢》的主線和靈魂，這體現在：
首先，寶玉和黛玉之間有“木石前緣”，這象徵了他們在太虛幻境中就有刻骨銘心的牽絆，兩人在間在大觀園這個特殊環境中，有著至死不渝的愛情。
但在封建家長制和家族興衰的現實下，兩人不得不分開，理想化的“木石前盟”被世俗化的“金玉良緣”所代替，造成了寶玉和黛玉之間的愛情悲劇。然而即使是寶玉與寶釵的結婚任然是一場悲劇，寶玉“到底意難平”，最終放棄，造成了寶玉和寶釵的婚姻悲劇。
其次，“木石前緣”同“金玉良緣”的主要矛盾是情與禮的矛盾，悲劇之所以產生，外在原因是僵化保守的“禮”的禁錮。悲劇的製造者不是寶釵，也不是寶玉，而是封建禮法和宗法社會，特別是封建婚姻制度。
作者的批判鋒芒主要指向了腐朽的傳統禮法及昏庸專橫的封建勢力。
再次，悲劇產生的內在原因則是寶玉對負有濃重叛逆色彩的“情”的執著追求。寶玉鄙視功名富貴，討厭仕途經濟，背棄封建主義的人生道路。具有樸素的平等意識和民主思想，追求自由平等愛情的這些氣質，恰恰與封建禮教相違背，相排斥，也就注定了三人之間的悲劇。
最後，圍繞“木石前緣”與“金玉良緣”，作者熱情地謳歌了寶玉和黛玉的叛逆精神，對寶釵重禮不重情的思想性格進行了善意的描寫，而對黛玉的小性格以及寄人籬下的生活給予了深刻的同情。黛玉是封建統治階級中出項的叛逆者，寶釵則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
當然，我們所要注意的是，《紅樓夢》中所體現出的愛情悲劇並不僅僅局限於寶黛釵的悲劇，除此之外，書中所寫之女性，無論小姐、丫環、夫人、奴僕，都被摧殘、扭曲、蹂躪，最終被吞噬，以十二金釵為中心，寫了很多女子的遭遇和命運，所謂“千紅一窟，萬豔同杯”，正是寫這些女子都有一部心酸的歷史和命運，造成悲劇的一部分原因雖在於封建勢力的直接摧殘，但更多的是幾千年沉澱而凝固下來的正統文化的深層結構造成的性格悲劇。
大觀園裡的悲劇是愛情、青春和生命之美被毀滅的悲劇。作者不僅哀悼美之被毀滅，而且深刻揭示了造成這種悲劇的根源。這是對封建社會和文化進行的深刻反思，也是一種精神的覺醒。
《紅樓夢》的第二重悲劇，則為以“封建大家庭沒落”為主線的社會悲劇，關於這重悲劇，曾有形象描寫曰：「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四大家族皆聯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
小說以賈府的衰落過程為主線，貫穿起吏、王、薛等大家族的沒落，描繪了上至皇宮，下及鄉村的廣闊歷史畫面，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複雜深刻的矛盾衝突，顯示了封建富貴家庭的本質特徵和必然衰敗的歷史命運，這體現在：
首先，封建官僚家庭政治上的腐敗是他們必然衰敗的根本原因，如“護官符”的作用，點出“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內幕。
其次，從生活的窮奢極欲寫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潰的結局，如一頓螃蟹宴便是莊稼人一年的生活費，奢侈和荒淫是分不開的，賈府的淫亂無恥已經到了亂倫的地步。
最後，作者以賈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動描寫，揭示出封建家庭自然枯萎的悲劇命運，賈寶玉的形像在賈府的社會悲劇發展過程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為社會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賈寶玉與作為腐朽的封建勢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關係。賈寶玉的愛情悲劇也是社會悲劇的一個縮影。由於無法找到自己理想的社會道路，他把自己的精力轉移到愛情生活上來。
《紅樓夢》的第三重悲劇為道德文化悲劇，這種“道德文化”主要是指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教化。儒家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倫理思想，它的突出要點就在於一方面它用“仁愛”來作為每一個人的道德信念和行為準則，又強調個人對社會的服從原則，這是要以犧牲個性價值為代價的。
作者通過一系列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對以仁愛為核心和以個人服從社會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膽的質疑。從貴族後裔身上看到儒家思想的失敗，青年女子的不幸命運，往往也可以從儒家道德文化的影響中找到原因。如薛寶釵儘管是婚姻上的勝利者，然而在個人自我上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作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標準的淑女形象，她只是以壓抑個性去服從社會和家庭。
《紅樓夢》的最後一重悲劇，同時也是最能體現王國維所提出的“悲劇論”的核心思想為《紅樓夢》中所體現的人生悲劇。 《紅樓夢》全書以以寶玉為核心，描寫了一個具有反叛意識，追求民主和個性解放的反封建和人道主義精神的貴族公子形象，寶玉的反叛意識體現在：
首先，寶玉無意仕途，而且他不僅自己無意仕途，對追名逐利的賈雨村之輩也深惡痛絕。
其次，寶玉的反叛還體現在他反對世俗禮儀，不僅對上層社會的賀吊往返毫不關心，對家族榮辱從不介意。
再次，他渴望自由，賈寶玉既是賈府的寵兒，又可以說是賈府的囚徒，如他偷讀雜書，暗交蔣玉菡，私祭金釵等，都能體現出他渴望自由，並且為自由付出實際行動。
最後，寶玉的反叛體現為他的平等思想，寶玉反對封建等級制度和男尊女卑的偏見，提出“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見了女兒就覺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的這種在封建禮教看來是“異類”的思想，他雖有一些貴族公子的紈絝習氣，但更突出的是他身上表現出來的新的思想意識和反叛意識，由於身處倫理之家，他成了一個在思想上，行動上能與封建世俗的現實要求格格不入，不合封建制度之時宜，不容於世的狂人，是受到封建衛道士“百口毀謗”的封建叛逆者，由於新興思想與封建禮教的激烈碰撞，導致寶玉最終無路可走，留下了一抹濃墨重彩的人生悲劇的縮影。
如果說，《紅樓夢》中所體現的人生悲劇意識僅限於此，那麼，它還稱不上所謂“在悲劇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經達到中國悲劇作品的頂峰”。 《紅樓夢》中的人生悲劇所取得的更大成就源自於其人生悲劇上升到了從哲學上思考生命的本質的高度。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第四章“《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中曾說：「之說所以起而補叔氏之缺點者以此。要之解脫之足以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與否，實存於解脫之可能與否。若失普通之論難，則固如楚楚蜉蝣不足以撼十圍之大樹也。今使解脫之事終不可能，然一切倫理學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歟？今夫與此無生主義相反者，生生主義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無窮。以無窮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內，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義之理想之所不許也。夫如是，則《紅樓夢》之以解脫為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歟！夫以人生憂患之如彼，而勞苦之如此，苟有血氣者，未有不渴慕救濟者也。不求之於實行，猶將求之於美術，獨《紅樓夢》者同時與吾人以二者之救濟。人而自絕於救濟則已耳，不然，則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歡迎之也。」 正因為解脫之難，《紅樓夢》中賈寶玉的解脫才更顯得可貴。憂患、勞苦若此，則希求幫助，然則《紅樓夢》中杜絕救濟，自入道中取得解脫，於“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中步入無欲無望的世界中去。
《紅樓夢》對中國傳統悲劇意識的最大突破，就在於它徹底拋棄了那種自欺欺人，始終幻想喜從天降的淺薄悲劇意識，將人生無所不在的悲劇現像上升到哲學高度來認識其永恆的不幸。王國維認為解脫悲劇有兩種，其中一種是看破紅塵而出世，這種解脫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平和的，而高出這種解脫的是賈寶玉，他不是因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類的痛苦，從而得到解脫之道的。
當然，在王國維的“悲劇論”指引下所作的《<紅樓夢>評論》儘管還存在一些局限性和認識的絕對性，但是其所提出的“紅樓夢是一部徹頭徹尾之悲劇”卻並無道理，而且，正是由於這幾重悲劇更使得《紅樓夢》具有極高的思想藝術價值，儘管《紅樓夢》中還有一些疑點值得我們去探究，但其所體現的“悲劇意識”卻奠定了“四大名著之一”的地位，並為無數人景仰。
參考文獻： （1）、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華書局，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