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何欢欢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上海早报-东方书评 2014-12-07
如果校勘中的记录非常规范，那么读者就有可能从中发现另一种更好的异读，从而改进对文本的理解。 所以，语文学的首要任务是清晰记录文本的每一项信息
佛学研究的训练，从一开始就必须专注于语言能力的培养。 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应该花尽可能多的时间，最大限度地掌握几种语言。 每天两到四小时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 语言是基础，如果到了三十岁突然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够用，到那时就很难再持续进行研究了。 掌握语言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个领域。 我的方法是“边读边学”，我不教语言也不教哲学，我只是和学生们一起阅读，带领他们理解文本。
还记得我作为新生第一次去见弗劳瓦尔纳教授的时候，他只问了我三个问题：“你懂梵文吗？” 我说：“不懂。” “你有语法书吗？” “我有一本梵文文法小册子。” “你知道《薄伽梵歌》吗？” “不知道。” 然后他说：“去找这本书（《薄伽梵歌》），到你能读懂前三章的时候，再回来找我。” 那时是十月初，我开始学习梵文，到年底圣诞节时，我再去找弗劳瓦尔纳教授，他问了我一些梵文词形变化，以及《薄伽梵歌》中的一个句子，然后我就被允许参加他的讨论班了。 我学习梵文的过程是很快的，但现在的大学有常规的一到两年的语言学习与训练，这是浪费时间。 虽然需要遵守大学的规程，但我并不在乎这些，我只是带着学生们一起读文本，如果他们能够很好地进行课前准备，课上紧跟进度就可以了，这样其实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慢慢地进入到了这个领域。
关于语言学习的速成，作为老师，并不能强迫学生或大学通过设置课程来达到速成的效果，而只能期待对此感兴趣的学生能够自己速成。 通常半年就能掌握的语言，按照大学一般课程进度来学习的话，就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这样就很难使学生迅速掌握这门语言。 作为老师，要想使学生速成，就需要为梵文和藏文这样的特殊语种设置特殊的授课方式。 我记得弗劳瓦尔纳教授开始教藏文时大概只花了十分钟时间来介绍这门语言，然后我们就开始读文本了！ 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可讲的，只需要介绍一下藏文小品词的用法，也就是基本语法，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词汇，这需要学生自己去掌握。
所以，如果问什么是语文学的学习的话，那就是阅读，从简单的文本读起，然后再阅读复杂的文本，这种训练要从最初入门的时候就开始。
对一位优秀的佛学研究者来说，汉文应该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语言。 你说得很对，许多早期佛教文献现在仅有汉译本存世，其中包括大量的哲学文本。 一般来说，佛学研究者都应该学习梵文、汉文、藏文和巴利文的基本知识，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的发展来决定进一步要掌握到什么程度。 如果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阿毗达磨、瑜伽行与中观等思想，那么不掌握汉文的话，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 从这一点来说，我自己倒是个例外，因为我研究的是量论学派，也就是印藏佛学传统中的逻辑学与认识论，这一领域几乎没有汉文资料，所以是否掌握汉文，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量论学派始祖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有玄奘的汉译本存世，但更为重要的《集量论》（Pramāṇasamuccaya）和《集量论注》（Pramāṇasamuccayavṛtti）等却都没有被翻译为古代汉文，只是到了现代才有吕澂、法尊等学者将《集量论》等藏译量论著作翻译为汉文。
语言的学习与掌握，是以语文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 对于有着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不同语文传承的佛教来说，语言的学习与掌握尤为重要。 想真正从事佛学研究的人，获得全面而专业的语言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梵文和藏文是必须的，汉文也是必须的！
其实我后来还是学过一点汉文的，主要是因为那时研究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等汉文文献，但是当我转向法称研究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汉译本，也就没有再花时间去进一步掌握这门语言了。 因为我有一条原则：只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学习语言。 既然不需要汉文了，就没有再继续学习。 但我坚持学习了日文，这是因为阅读二手文献的需要。 众所周知，日本学者在印度学和佛学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了让人无法忽视的成就。
19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有几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像季羡林、王森、吕澂等等。
我是一个局外人，但据我所知，合作研究恐怕是中国内部的一个主要问题，那怕同样是在北京的研究机构，相互之间都很少有合作，这是很可惜也很遗憾的。 与欧洲、日本不同的是，在这个极为狭小的圈子里，中国学者的梵文研究没有以相互合作、相互扶持的方式来获得发展。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有一个哲学性的猜想：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大家以围墙驻守自己的小房子，这就是家庭，是他们对生活的基本感受；那么，在同一围墙内的，同一研究所的人就属于这同一个家庭，外来者则与这个家庭无关，所以如果想与外面的人合作就需要打破围墙。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事实就是很少有人进行合作。我无法想象或者说无法相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梵文研究人员都有着相似的背景与学术资源，却几乎没有合作研究。 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合作研究只是最近北京大学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现他们藏有同一梵本的不同残片，于是两位从事这一写本研究的学者共同发表了合作研究成果，这次合作是一个特例，当然这也意味着至少某种形式的合作研究是可能的。 拥有相同资源的研究机构，掌握相似语言的研究人员应该相互合作，但这在目前中国学界似乎还是不太可能。
1960到1970年代，王森先生对1961年从西藏运至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保存的梵文写本进行了初步研究，编写出《民族文化宫藏梵文贝叶经目录》。 从1983到1985年，罗炤先生对保存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地的梵文写本进行了编目。虽然有了这两部重要目录，但从其中反映的条目描述、文本识别等情况来看，在那个年代这些梵文写本并没有被真正准确而科学地记录下来。 直到2006年，在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下，中国政府启动了一个将西藏自治区所藏全部梵文写本进行识别、扫描和编目的巨大工程项目，这一普查工作直到2011年底才告完成。 这些梵文写本，包括贝叶和纸本，现在是安全的，这是胡锦涛先生推动的这一项目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维也纳方面，直到2002年11月，我们多年的努力才终于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合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我们成了唯一的幸运儿，因为只有我成功地说服了北京以及西藏自治区的官员、学者与奥地利科学院展开正式、有效、可控的合作研究。 2004年1月，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和思想史研究所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正式签署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奥地利科学院关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献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的协议书》，其中虽然规定我们不可以复制或影印任何梵文写本资料，我们只被允许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查看这些梵文写本的复制品，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合作研究的最终成果《西藏自治区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法称<定量论>第一章和第二章》（斯坦因凯勒校注，2007年）、《世亲〈五蕴论〉》（李学竹、斯坦因凯勒校注，2008年）、《月称〈金刚萨埵成就法〉》（罗鸿、苫米地等流校注，2009年）等16种专著。
这些经过数字化扫描的梵文文献已经印制了五份，被很好地保存在北京、拉萨等地，但目前无人可以查看、研究，第一步的保存工作已于2011年完成，第二步的研究工作何时展开，将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 我们从事的梵本写本研究以复印件为研究对象，没有人想要以作为文物的梵文写本的原件为研究对象。 用来研究的梵文写本仅仅指写在各种载体上的包含梵文内容的文字信息和文本资料，而不是具有文物价值的载体本身，如贝叶、桦树皮、纸张等。 就我见到的一张照片来看，那些已经扫描、印制的梵文写本的内容是极富学术研究价值的，我们都在热切等待着这些写本能为研究者利用的那一天，期待着以梵文写本为聚点的佛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问题是，中国迟迟没有开展对这些梵文写本的研究工作。 对这些梵文写本进行研究，其实将是展示中国政府记录、保存、发展西藏文化与佛教文化等工作成果的绝佳机会，也有利于宣传中国对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所承载的世界文化遗产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这些佛教文化遗产归根结底是属于全世界的。 只有摒弃闭关自守的心态，大力推动对这些梵文写本的研究，才能真正体现中国民族政策的精神，促进民族文化的发扬。 以“民族自治”等为理由来推脱对梵文写本所应承担的研究与管理等责任并不能让人信服。